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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贞观十四年（640年）与二十一年（647年）二诏正颁布于《五经正义》第一次撰修与刊定之际。十四年诏，意在奖掖南北朝名儒之后；二十一年诏，意在褒崇汉晋先师，令其配享孔庙。观其所列名单，南北、汉玄，不分师法，一网打尽，并无偏袒之心，可见其学术统一的目的。进一步，此二诏虽看似只是颁布时间的先后承接，但在某种程度上亦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判断，暗示了唐代“尊重儒道”的两种方式。二诏表彰的范围不同，自左丘明至范宁21人皆作传注，为阐经典之义，令其配享孔庙，是在礼制上尊崇先师传统，可谓崇古。自皇侃至刘炫诸儒皆作义疏，为解先师之学，令优待其子孙及学生，是在实际经学讲习中总结时儒之说，可谓述今。此一则纵向指向历史传统，即经学传承发展的脉络，一则横向指向现实文化秩序，是时儒在时代语境中形成的理解与解释经典的习惯，在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上建立了唐代经学的坐标。而此正与《五经正义序》中分论前儒注、疏优劣的表述方式有相似之处，如：

　　《周易》南从王弼，北依郑玄，既是南、北之分，亦是汉、玄之别，是汉儒传统经学与魏晋后杂糅玄释的经学两种经义阐释方法的不同。清儒在汉宋之争的语境中论南北，扬北抑南的话语背后是尊汉卑宋，此实际是以空间上的南与北，指代了时间上的汉与魏晋。而与清儒概念转换的方式不同，面对现实的南北异说、“儒学多门”，以及唐初统一思想的政治要求，《周易正义》中南学、北学并不以两个对立的地域之学的面目出现。其不称“南儒”“北儒”，而以“先儒”指称汉魏注家，以“诸儒”指称南北疏家，实是以汉、玄之分替换了南、北之异。其所言汉代先儒、王弼、江南诸儒之间经说的异同，看似仅是一种历史性的叙述，实则亦揭示了南北学两种不同的解释倾向。撰述中，《正义》既未直接对比王弼与汉儒两种注经方式的得失优劣，亦少论南北之疏家《易》说的分歧，其在《序》中先立“魏世王辅嗣之《注》独冠古今”，又斥“江南义疏，十有余家，皆辞尚虚玄，义多浮诞”，正可见其既取王弼注作疏，又须阐明其摒弃虚浮、不用空言、“考察其事，必以仲尼为宗”的儒学立场。其将王弼与“先儒”同视为经注，置于同一阐释层面，而将先儒与王弼的异说转嫁为“诸儒”之妄，将王弼解《易》的玄言之失转述为“诸儒”浮夸之弊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亦是将现实中南北学的分歧表达为一经内部注与疏的关系，从而在官修定说的语境与经疏自身的撰述体例中，调和了南北的异说与论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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